不许联想

昨天晚上跟一个朋友吃饭，聊天的内容肯定会涉及到微博。现在没文化的人聊天的内容无外乎星座、微博和艺术。我不上新浪微博，那里发生的事情都是陈晓卿陈八婆告诉我的。今天这个朋友跟我说了一个事情，说张恩超老师在微博上说跟木子美的事情，张老师这些年一直被困扰，说总有人打听他跟木子美的事情，弄得他都烦了，所以采取了下下策，想通过微博释然。我只能说，张恩超老师不仅是最牛逼的人，而且脾气真好，要是换我，我早把打听我隐私的人骂到马里亚纳海沟里去了。

中国是一个友情亲情加爱情的国家，捎带着还有点私情，几千年来形成一个传统，就是喜欢打听别人的私生活，这个优良传统一直被保持着。至少从传统建筑风格上你就能看到中国人是没有隐私的，谁家发生什么事情都逃不过街坊四邻的目光。这种操蛋的传统让一直过着小农经济生活的中国人精神上带来了极大的享受，分享别人的隐私跟共用一条大河那样坦然。

妈了逼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呢？

前几天，有人在我博客上留言，关心我的个人生活，被我骂跑了。对，咱们中国人向来以关心别人的借口分享别人的隐私，搞的你特不好意思，你要不把跟人上床的细节告诉他（她），都觉得对不起他们。我懒得去分析这种喜欢探求别人隐私的操蛋心里是怎么形成的，我只是想说，其实中国人并不懂得去尊重别人，他可以意识到不问别人的银行卡的密码，但是他从来意识不到打听别人私生活是不正当的。

张恩超老师在微博上说：“这事儿在那些我的‘朋友’们圈里流传也10年了吧，我不想一次次被隐晦地提及，她说没说透，那就说透吧，以后谁也不用跟我有意无意地暗示啊调侃什么的。”作为中国最牛逼的人，张恩超老师周围的人估计也挺牛逼的，一定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但在打听别人隐私这一点上，我觉得他们跟没有教养的人一模一样。长期以来也是对张老师不断骚扰，才把张老师逼上这么一个绝境，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呢？不打听别人隐私你妈能死啊？

事实上，在我们神气的国家，是非常不尊重公民的隐私的，去年，颁布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这是贵国自从红了以来，第一次在全国人大立法机构颁布的法律里面第一次提到“隐私权”。你想想你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过去你的隐私权基本上是得不到保护的。如果你翻开现在修正之后的《贵国宪法》，你找不到“隐私”两个字，自然也谈不上隐私权。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这样，一定是跟这个国家的人民基本诉求有关。实际上，隐私权是民权当中多么重要的一项权利，你他妈知道吗？那些喜欢打听别人隐私的人。

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0条才出现“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这是中国有法律效力文件里第一次出现“隐私”二字。

什么叫隐私？很简单，只要一个人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个人信息就叫隐私。但是贵国人民喜欢关心别人，你说你没事关心关心自己或者关心一下非洲民主运动多好，干吗老关心别人的隐私呢？尤其是女人，现在动不动谁跟谁就闺蜜了，闺蜜的关系就是一个互相倾诉隐私的过程。慢慢就形成一种社会交往的关系，不管是不是闺蜜，都要打听一下，我知道，对很多喜欢嚼舌头的人这比性高潮还他妈有快感。慢慢又形成这样一个观念：我都把我隐私告诉你了，你也有义务把你的隐私告诉我，不然就不够朋友。最后所谓关系好不好的一个标准就是相对方说出隐私的数量有多少。这你妈逼是什么逻辑呢？你愿意说，是你的事。但这里要有一个交换过程，不然你就不够义气。这种民族陋习，形成这样的民族素质，形成这样的法律，难怪你他妈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活鸡巴该！

我从来不打听别人的私事，对于别人打听我的私事，我从来不认为这是为了关心我，我就觉得这人很讨厌，我会在心里暗暗骂他一句——你妈逼！我愿意说什么，我想对谁掏心窝子，那是我愿意，是我的权利，但我没有告诉你我个人私事的义务。

隐私权是公民很重要的一项权利，我一直想写一篇这样的文字，正好张恩超老师在微博上说了这件事，我觉得这太典型了，就写了这篇文字。尊重，比关心更是一种美德，只是在一个有几千年灿烂历史环境下生活的中国人，至今还没有学会尊重，当你没有受到尊重的时候，你想过吗，你其实根本没有尊重别人的意识。我们的悲剧，不是没有盛开茉莉花，而是我们连自己都不把自己当人来看，那还有谁会把你当人看呢？还开个鸡巴花啊。

萨科齐跟布鲁尼俩位老师的婚姻一度成为八卦话题，但不管怎么说，人家就是夫妻，光明正大，政治加上点艳情一向是人们喜欢嚼舌头的话题，如果你名正言顺，没有以权谋私或者低级趣味蝇营狗苟，人们说段时间就没兴趣了。

但贵国不一样，贵国的太阳太光辉了，太阳底下无新事儿。所以不会有萨科齐和布鲁尼这种只有没落的资本主义才有的东西，崛起的大国怎么可以有这种无聊的事情呢，那样会有一些人写一本《中国又不高兴》的。

有时候中国也挺高兴，比如王益最近开庭受审，唉，没了靠山就是破鼓乱人捶，结果还捶出几声响动，刘芳菲和赵薇被捶出来了。一个副行长，跟明星有染。我觉得没什么，以前社会新闻栏目里，老能看到一个县委书记或者某县计委主任被发现死在车中，旁边一定有一个赤裸的女尸。关于此类新闻的报道，只能到县团级，再高了估计就难了。多年前，北京几位老领导陈希同、王宝森老师折了，扯出一大批艳女。原来这是有传统的。由此上溯到1840年，不，上溯到三皇五帝，从那时起，此类中华文化便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再想到今天主持人都找官，明星都找款，也就在正常不过了。

但你会发现，他们从来不像萨科齐和布鲁尼那样落落大方，要不出事儿，你还真相信那些傻逼明星娇滴滴地说找男朋友的标准呢。你他妈要有钱有势，一天也能领回去三个五个的。但一出事儿，你老觉得这里面不正常。

我总喜欢想象，你说现在当官的，有钱的因为什么事情都栽了，然后再把这些人背后的女明星都扯出来，那将是对中国电视业和娱乐业造成多大损失啊。你打开电视，已经没有女主播了，所有频道都是白岩松、水均益、李咏和朱军。最后李咏老师不得不戴上假发套男扮女装……你再看影视剧，女演员都没了，连老六都客串黄蓉了，伸手就是兰花指。最忙的是小沈阳，这回他的演艺功底可以施展了，穿裙子不用跑偏了，可以名正言顺演女主角了。

你会说，人家不就是收了点钱，干了点别的，又没刑事问题，至于像你说的那样吗？你要这么说，那汤唯呢？人家就演了一个电影，啥也没干，怎么就突然被消失了？至今都没个说法。

可能是我想多了，其实权钱色组合说不定挺存洁的。是我想的有点跑偏。

如果说现在能让我郁闷的事情，好像就是每周报选题。它一成不变，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地震两会，每个周二都要到单位一趟，向我们主编汇报选题，我们主编煞有介事把选题记在一个本本上，估计是用来过几天跟记者算账用的，或者多年后他老人家退休写自传用的。

在三联报选题，跟现在北京日报报选题差不多了，越来越多的禁忌让你不能触碰，在贵国，做记者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东西不能写，这是最可悲的事情。比太阳还要光辉的贵国，头顶上的太阳全都是黑子。除了这个，我们主编熟悉的人不能写，他觉得那是以权谋私，比如我要采访他的旧友朱德庸之类的人物，朱伟会说：我跟他那么熟悉，他有啥好写的？现在这样的主编不多了，多数主编都是尽量让自己的亲朋好友像阅兵式一样在自己的刊物上亮相，唯独我们主编不允许。当然，过段时间你会在他的“有关品质”专栏看到关于朱德庸的文章，哈哈。除了熟悉的人，还有他瞧不上的人，这一点他的判断还是对的，有些人确实不值得采访。

我在想选题的时候，也得有个标准，还不能完全跟主编的标准一样，也有我讨厌的人，或者我认为没什么报道价值的人和事件，这样一来，在一个四处和谐光辉耀眼的国家，基本上就没什么选题了。宣宣不喜欢，主编不喜欢，我不喜欢，还报啥子选题啊？

可是，做记者每天都能接触到消息源，常常会有人打电话、发邮件，希望我报道点他们单位发生的那点破事儿。有些我觉得有点报道价值，可以去了解一下，有些我一听就知道没劲。我估计大部分做记者的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现在的新闻怎么都这么无聊啊。我不跑会，那些发布会上的消息基本上不属于三联报道的范畴。

但有些电话打过来我觉得很有意思。

比如，一个听起来很甜润的女声在电话里说：“王老西，我们公司演员吴阿猫最近演了一个电视剧，在里面演女66号，你们能做一篇她的专访吗？”我只好说：“你如果让我们三联全体男员工一起潜她，我看可以上封面。”还有一个听起来很性感的女声说：“王脑师，你们能发一篇我们公司男演员孙二傻获得华表奖最佳男演员的稿子吗？”也有听起来很温柔的女声说：“王老司，我们公司最近跟赵三狗签约，请你们发篇稿智。”

每当我听到这样类似广电总急领导口吻的命令，我的脑子里都会想一下，三联生活周刊是哪个单位办的。照理说最近三联的产权没有转让给一家娱乐公司啊，怎么这些小企宣的语气都这么温柔滴强硬呢，感觉好像我们欠他们什么似的。

我也做过企宣，我对媒体的态度一向很友好，老觉得麻烦人家挺不好意思，都不好意思开口向人家提要求，后来人家媒体的人还问我：你怎么不给我一些通稿呢？后来做记者之后，我倒挺能理解企宣这个角色的，但我不能理解的是，他们特不认生，从不把自己当外人的做法。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些打工的小同学们，都没有在媒体工作的经验，大学毕业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估计都没有受过基本培训，就给撒出来了，最基本的跟人打交道的能力可能都没有，所以都像愣头青，觉得发篇稿子如探囊取物。但凡这些孩子对媒体有些了解研究，也不会这样，结果是会得罪一些媒体。对此，我建议那些从事这份工作的人可以找张小强老师接受一下贫下中农再教育，让小强老师好好讲讲媒体是怎么回事，开个MBABC班什么的，省的将来把事情搞砸了。当然，现在的公司老板就盯着发稿量，拼新闻，逼的这些小朋友们一句人话都不会说了。一种是，一定是他们用这种语气对待某些媒体的时候得逞过，所以才如法炮制，就像一个男人强行把一个女孩拖回家得逞之后，以后他老想这样干。那究竟是哪些媒体这样被操过？我不知道，反正在我这里请你一定要调头，虽说三联也不是什么牛逼杂志，但最起码的新闻常识和尊重你得知道，别老觉得自己是中&宣￥部代培的，什么呀上来就让人家发稿，你先把病句和错别字改好了再说。

同事孟静常跟我说：“我采访某某某，她的经纪人特讨厌，上来就问，能上封面吗？不上封面不接受采访。”孟静特老实，一五得六地说：“上封面的事情得由主编来决定。”人家一听，“那算了，我家二傻子只上封面。”也不知道有没有一本叫做《弱智教育》的杂志，我觉得到挺适合这些明星上封面的。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某某某最近档期特紧，恐怕没时间接受采访。”操，还真把自己当赵忠祥了，动不动就特紧。然后经纪人接着说：“如果能上封面，我们还是可以挤出点时间的。”我一听，赶紧说：“我们就是为了让他上封面才联系这次采访的，他现在很红，不上封面太可惜了，您看能不能安排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我心里朝这个傻逼无数次竖起中指，上封面，你也配！我的目的很简单，对付那些在中间横栏竖挡的经纪人，必须用将计就计的办法，至于后来没有上封面，我会把责任全部推到我们主编身上，有本事丫跟我们主编叫板去，平常主编都憋一肚子气没处撒呢，有个送上门的多好啊。今天跟一个同行朋友聊起这件事，朋友认为，你这样说话不守信用。我却认为，这帮人渣根本配不上“信用”这个词。

有时候我很想去踏踏实实做个采访，但是我发现很难，一些名人，已经被媒体惯得跟爷爷一样了，目的性都太强了。

我是名高三生，每周看三联和南周，每天从IPOD上看纽约时报和美联社，看你们圈子的博客，能翻墙，关注艾未未，我就这样过了三年，初中是根正红苗，到了湖北最好的高中。有点浑浑噩噩，也学了些东西。考试的结果现在堪忧，一比较就让人心惊胆颤，越来越远离自己以前的层次，总会不甘。我有时候觉得自己算个东西，但现状让我觉得我什么都不是。

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遇到的困难棘手程度与年龄成正比。这或许没错，我觉得这就像游戏里打怪一样，你10级的时候吧被15级的怪锤的吐血，30级的时候可以把15级的怪锤的吐血，但还是得被35级的怪锤的吐血，35级的怪的确比15级的怪厉害的多，但不代表10级的时候面对15级的怪就比30级的时候面对35级的怪更容易。我现在面对的问题说白了也很简单，考试眼见着上不了那些顶尖的大学，我惶恐得想找条出路，觉得是不是我走在了错误的路上。

坐在加速的错误火车上，纵身跳下是摔成重伤，继续下去只怕无果。

我能看得清方向，但却总是做不到。我知道不应该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自己就该过自己的，但我总是不免被别人的意见影响；我唾弃以分论人，不要把一个鲜活的生命符号化成一个单面的形象，但我面对那些普通中学学生的时候，却总是不免以分论人，觉得他们低我一等；我明白不要重视别人强加你的价值观，比如说分数，平常过得也确实清风明月，但发了榜还是不免默默不语，情绪低落；我知道积极向上的生活是有益的，却还是不免低落低迷。我终究不是理智冷静的青石玉板，只是个幼稚得可笑的不成熟的孩子。

我找不到一条能让我安定并满意的出路，我的愤懑不针对个人，我的力量抵不过制度。我就像一台运转良好的机器的局外人，企图成为其中一个可被替换的零部件。如果如愿，还会以此为荣。我不如加缪的莫尔索，不如王小波的猪，不如凯鲁亚克的墨索里尼。我一步不敢多迈。蜷缩而轻贱。周遭人也各有各的不易，我觉得自己只能成为累赘。我不敢继续地自我否定，怕招致更消极悲观的后果。

我常常对朋友说，出路有很多，只是太多人没有眼光。如今我却看不到一条令我满意的出路。

我该怎么办呢？

我知道王老师您一向看不起90后的孩子，无论您是嬉笑讽刺也好，劝告也罢，我希望能得到些您的建议。

一个不满18的孩子与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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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曰：你知足吧，我18岁的时候，不知道IPOD、纽约时报、美联社、博客、翻墙、艾未未、游戏、加缪、王小波、凯鲁亚克……你他妈现在比我那时候知道的多得多，跟你比我那时候跟傻逼一样。问题是，这些本不该是你在这个年纪该知道的东西，这些傻逼玩意儿让你过早地怀疑人生。你真正第一次怀疑人生应该在第一次泡妞的时候。你现在把这些东西都忘记，还有救。不然你只能考到北大哲学系了，用陈晓卿老师的话讲就是：“一个人得把自己拧巴到什么程度才会想到念北大的哲学系。”

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并不是每件事做得都是正确的，并不是每走一步都是满意的。你现在顺风顺水，将来逆水连舟都没有。出来要，将来总是要还的。你现在最好是赶紧考上个像样的大学，会多一些自由，要学会在毒气室里呼吸新鲜空气。哪有新鲜空气，你自然会往哪里走。

我正好在博客上连载《沿着瞭望塔》，很适合你这类人看，你看看瞎鸡巴怀疑人生的结果是什么。

有时候跟人聊天总聊到一个问题：现在音乐还有救吗？

这里的“救”指的是能不能挣钱，实际上从事这个行业的人90%都挣钱，只是他们比较贪婪，想挣更多的钱，因为盗版和下载让他们损失了不少。

今天一个行业能不能受到法律保护，关键是利益。如果政府能看到利益，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比如说为了让人民更好监督政府，就能设置一道防火墙之类的。用了多少纳税人的钱，我不知道。这说明他们只要想做，一定能做到。

音乐和电影都属于娱乐，但是电影更意识形态，所以政府就很喜欢保护电影，你看现在傻逼拍电影都赚钱了，但是傻逼唱歌肯定赔钱。这个国家有个广电总急，专门管理电影电视，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政府机构管理音乐。因为音乐为我所用的可能性太小了，你看那些唱学院民歌的歌手，没什么影响，唱的那些歌猪听了都会起鸡皮疙瘩变成豪猪的，老鼠听了会变成刺猬的，葛优听了会长头发的。

最近，关于卡拉OK版权收费终于有了一个结果，一帮人为了一块蛋糕争吵了好几年，最后文化部这个清水衙门终于站到了便宜，这里面究竟有什么猫腻我不知道，向来利益分配都是充满了肮脏。但这件事有一个启示，就是音乐行业如果真的想保护它，是绝对有办法的。贵国向来认为自己最牛逼的事情就是人定胜天，更何况对付盗版和下载呢。

网络下载问题是最好解决的问题，既然能把色情图片从互联网上清楚得干干净净，就能把网络下载清除干净。所有法律都存在的，只是执行不执行的问题；所有技术都是现成的，只是你用不用的问题。

以后音乐行业的人都别老抱怨了，你就是一个连妾都不如的东西，就别指望上位了。贵国没有音乐，一点不觉得少什么。

上大学时，第一次听到罗大佑的《超级市民》，但不是罗大佑唱的，都是内地歌手翻唱的。这首歌常常成为楼道歌曲必选曲目。那时候听到的港台歌，都是照着磁带扒下来的，这里面有个问题，有些词句听不清楚，录音的时候就只能靠猜，差不多就行了。知道后来，终于买到了《家》这张唱片，照着歌词一听，才发现，当年听到的《超级市民》原来有很多错误。比如这段，原版是：

那年我们坐在淡水河边看着台北市的垃圾漂过眼前
远处吹来一阵浓浓的烟垃圾山正开着一个焰火庆典
于是我们欢呼——亲爱的台北市民缤纷的台北市
垃圾永远烧不完大家团结一条心

大学时听到的版本是：

每年我们坐在淡水河边看着台北市的乐事漂过眼前
远处吹来一阵浓浓的烟乐事上正开着一个焰火庆典
于是我们欢呼——亲爱的台北市民缤纷的台北市
乐事永远唱不完大家团结一条心

那时候不知道台湾人民管“垃圾”叫“勒色”，反正这首歌唱着还觉得逻辑通顺。写《沿着瞭望塔》的时候我又想起了这首歌，因为里面有这么一段：

大厦关了一些精品屋屋子加了铁窗防老鼠
枪声响彻了六合路谁把手枪丢进了澄清湖
于是我们欢呼——亲爱的高雄市民威风的高雄市
枪声一响齐步走大家团结一条心

这段是写美丽岛事件。很难想象，在当年，国民党和谐得很厉害的年代，唱片出版都有新闻局审查登记号。如果你的原版唱片里面没有这个登记号，估计是盗版或者再版的。这首歌在当时居然能出版，也挺不容易的。如果一个大陆歌手，你写一首那年春天的故事歌曲，行吗？

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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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陈晓卿夜里酒后驾车回家，路上正好遇到查酒后的警察，示意他停车。陈晓卿将车停在暗处，闭上嘴和双眼。警察过来，朝车里望了望，发现车里没人，便转身走开。此时陈晓卿一踩油门，扬长而去。

二、
还有一次，陈晓卿平生唯一一次上电视节目，穿了一件50%灰度的灰衬衫，衬衫皱皱巴巴，还有各种饭局上留下的汤渍，做完节目后，朋友们纷纷打电话问候陈晓卿：你那件崭新的白衬衫从哪买的？陈晓卿觉得奇怪，穿着白衬衫就去找编导：我那天是穿着白衬衫上的你的节目吗？我怎么记得是灰色的？编导说：我们是对着你的脸调的光圈。这叫一黑遮百丑。

三、
有一次，杨老颓开车送高敏、王涛和庄泳回家，不小心闯了红灯。高敏说，我去跟警察解释。她下车后走到警察跟前：警察同志，我们车里坐着三个奥运会冠军呢，您就高抬贵手吧。警察一瞪眼，公事公办，奥运冠军更要遵守交通规则。边说边走到车前，从口袋来掏出罚单准备撕下来。老颓没办法，只好从车里钻出来。警察一看，立刻立正敬礼：对不起，万梓良先生，我不知道是你，你怎么胖成这样了？

四、
老六在6岁的时候，突然诗兴大发，写了一首郭沫若体的非常6+1言诗，如下：
主席教我去养鸡，
背起粪筐笑嘻嘻。
拾起粪块扑鼻香，
我爱领袖毛主席。
吟完之后，老六激动滴用自己的左手拉着右手说：小张，你真了不起。

上周，采访京津两地的球迷，因为这两座城市球迷之间的冲突已经上升到一个新高度了，现场比郭德纲的相声还有趣。我很少去现场看球，一来我不是任何一支球队的球迷，二来我眼神不好，离球场那么远，什么都看不清楚，尤其是进球，一眨眼就过去了，场上球员也不会自己放进球慢动作。但是有一点，只要一进球场，我自己都能感受到肾上腺激素会直线上升，虽然看中国的足球比赛跟我看演出一样会睡着，可是现场氛围让你不得不跟着激动。

北京球迷现在做了不少T恤衫，上面印着“跟丫死磕”“谁来灭谁”（以后有谁要印的话来找我，保质保量，还管创意设计），挺典型的北京大爷特征，穷横穷横的。现场还没比赛，球迷就会有节奏地高喊：“天津傻逼。”事实上我看的那场比赛是国安跟金德，跟天津没什么关系。现场也有人挂出横幅：“天津傻逼。”我们杂志来自天津的摄影记者小蔡拍了一张照片让我看。这两地球迷现在都闹到这个地步了。

有什么样水平的足球，就会有什么水平的球迷，这是必然的。别说中国球迷世界一流，我观察了一下，现场球迷的言行确实挺低级的，如果有个世界球迷的排名的话，中国球迷也会排在第一百名以后。像我平常写东西常带脏话的人，也受不了工人体育场满场“傻逼”的声音。偶尔能听到有人喊“国安是冠军”，但怎么听都觉得没有底气。

这次采访才知道，北京球迷骂人的时候，都是骂对方的城市傻逼，比如“天津傻逼”“大连傻逼”“山东傻逼”，而外地球迷骂北京球迷的时候都是骂俱乐部的名字，比如“国安傻逼”，这就是北京球迷与外地球迷之间的区别，这就叫低级狭隘的首都优越感。

天津球迷协会的会长说：“我们不要骂北京，他们骂天津是因为‘天津’两个字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但我们跟北京都有关系，因为你出国，人家知道你的首都在北京。”作为一个国家的标志或象征，国人还是相对尊重的，但北京人却不尊重自己。

在北京球迷看来，任何一座城市的名字对他们来说都没有意义。北京球迷协会会长王文说：“北京球迷嘴比较贱，心比较齐，比较张扬、招事。”其实这种犯贱的背后，是一种无形的优越感在作祟，这就是外地人有时候很烦北京人的原因。

来，我们一起喊：北京傻逼！

广电总急又急了。草草出台一个《关于加强互联网视听节目内容管理的通知》，行政部门出台有关规定往往都是应景的，比如广电总记的朝令夕改，就颇具中国特色。说来也可笑，当年美帝国主义频频给贵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保护美国知识产权，贵国政府从来没当回事，继续我行我素，搞得美国人直挠墙，结果金融危机了不是。贵国的法律有时候形同虚设，后来美国人也不跟贵国吵架了，爱谁谁吧。一个流氓碰上一个郭德纲，只能甘拜下风。

但是没想到，广电总急一纸禁令，帮了美帝国主义一个忙，无间道啊！高，实在是高！我估计好莱坞啊、HBO啊、CNN啊、NBC啊他们现在泪流满面，在美国经济遇到最艰难的时刻，是中国兄弟拉了我们一把，让我少受多少损失，国际货币不用中国元难道用田连元么。

当我阅读这纸一箭双雕的禁令，作为一个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的学生，我认为，谁要是说中国法制不健全，我跟急，比广电总急还急。理智地讲，我们应该保护版权，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没有做到，是我们真的做不到吗？不是，从来不是，而是我们不做。盗版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快速聚敛资本，这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我们利用盗版发展了经济，解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生产力落后之间的矛盾这么多年，不管在版权保护方面如何内忧外患，我自岿然不动，我们什么时候重视过版权呢？作为盗版一代成长起来的人，又有谁认为侵权是可耻的行为呢？我们都习惯了享受盗版。套用一段歌词：Tell me how am I supposed to live without pirate，Now that I’ve been lovin’ you so long，How am I supposed to live without pirate，How am I supposed to carry on，When all that I’ve been livin’ for is gone（迈克尔·博尔顿老师对该歌词亦有贡献）。被盗版喂大的一代早就习惯了这种消费。于是反讽出来了，你突然给豢养的一代人断粮，没有白眼狼买你的帐，而且问题是你可以在网上杜绝盗版，但你不能在网下杜绝，文化部没有跟你联动，盗版依然存在。一个部门当婊子，一个部门立牌坊，文化部乐不可支，盗版商乐不可支，妈的，终于有人帮我们清除最大的竞争对手——互联网了，感谢地方TV，感谢CCTV，感谢各种TV的主管部门广电总急。

你看，反过来就能看到，贵国要是修理盗版，跟碾死一只蚁（斜你妈逼杠）力/神一样，只是多年来我们的不作为才让盗版、下载如此繁荣，如今釜底抽薪，大家会很不适应的。放心，公众一定会找到新的共享办法。

那么，广电总急为什么发布了这么一个可笑的规定呢？两个原因：意识形态受到威胁和商业利益受到冲击。作为相关的主管部门，以前他们从来没有真正重视过互联网，从他们的知识结构、兴趣爱好，互联网一直属于他们回避的东西，贵国绝大多数行政部门都不重视互联网，所以互联网经常把很多行政机构搞得焦头烂额。后来，他们发现，必须用秦朝的方式管理互联网，不然这帮网民都飞上天了，这还了得！于是广电总即发现，利用他们权限可以挡在外面的影像制品，在互联网上只需点击几下鼠标便可以欣赏。那么，人家版权持有者都没急，怎么你先急了？很显然，这些腐朽文化的内容侵蚀了我们先进国家民众的心灵，必须予以禁止。

你看，以前盗版横飞，广电总急从来不急，但后来，广电总急幡然醒悟，我靠，我靠，我靠，这都是钱啊。没有真正的商业利益驱动，他们不会重视互联网的。不过，从管理权限上讲，他们职有权管理它所属的各级电视台的节目版权，以及它们管理范围内的海外版权，大家不要惊慌，你要是拍一个宿舍女生睡觉的视频，传到网上，他们管不着，如果他们管的话，你就交给他们审查，大家都交给他们审查，累死他们。事实上，这个《通知》很多规定已经超过了他们管理范围和权限，超过了全国人大关于互联网的管理规定的范围，典型的自恋规定，觉得自己权力很大。那么他们为什么从从颁布这个规定？以前我说过，他们是为了圈地，占据有利地形。当有一天他们圈地的范围侵犯到其他行政部门的利益，就会打架了。我相信，这种荒诞派、逆趋势而动的规定，命长不了。